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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园地] 美国:大卫·范恩:《写作是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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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0 00: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卫·范恩:写作是复仇
  来源:南都周刊


  
  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在科奇坎度过了童年时光。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一度担任华莱士·斯蒂格纳研究员,现任旧金山大学英文教授和古根海姆研究员,同时也是《绅士》、《大西洋月刊》、《卫报》等刊物的供稿者。范恩是一位国际畅销书作者,获得过2010法国梅迪奇大奖、快报读者奖、格瑞斯·佩利奖、加利福尼亚图书奖等。
  
  


羞耻
  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或许会对“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名出色的作家”(科尔姆·托宾语)一类的说法抱有深深的确信,但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愿意经历大卫·范恩式的童年。
  十三岁的时候,噩梦敲开了大卫·范恩家的门。他当时已经随着母亲离开了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来到了温暖明媚的加州,直到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让他回阿拉斯加陪伴他一年。其时他的父亲刚结束自己的又一段婚姻,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让他的心态恶劣消沉。十三岁的大卫·范恩拒绝了请求,他有点怕阿拉斯加,也怕他父亲—他害怕那片寒冷雨林,那里有熊和狼真实地出没,有巨大的蘑菇,有父亲的背叛和母亲争吵、伤害,他也怕那里没有朋友,孤独寂寞,以及终日要面对的那个绝望的人。
  两周后他被告知,父亲吞枪自杀。
  有三年的时间,大卫·范恩无法面对“自杀”这个单词。他好像总能听见那声枪响,它让十三岁男孩的世界全盘崩裂。他过了两个星期才敢返回学校,并在之后整整三年里佯作镇定地告诉所有人他的爸爸死于癌症。自杀这个词让大卫·范恩觉得肮脏羞耻: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一个被命名为父亲的人如果声称爱你,怎么能主动将这样巨大的灾劫安置到他的亲人头上,尤其是那个本应视他为英雄的、十三岁的儿子身上。
  他至今也不知道家里的大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把父亲生前用过的其他几把枪都扔给了他。包括一把霰弹枪,三把猎熊、猎鹿的来复枪。大卫·范恩用一种极端的分裂方式度过了他的青春期—白天,他还是学校里的优等生,成绩出色,举止端庄,只是比过去沉默了。但夜晚,他长达十五年的失眠开始了。他无法入睡,也不敢喝酒,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论他父亲做出的可怕的事,却没有一分钟能忘记它。尤其是那个电话。在他之后看来,那个电话里的邀请包含着某种暗示:你来,我们好好生活。
  而他没有去。
  很多的夜晚他在街上游荡,拿着父亲的枪,用来复枪射坏了他们狭小街区的无数盏路灯。他早已失去了所有朋友,因此当一些年后他试图梳理、复盘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也已经无人可说了。对于父亲的选择,家人(包括他母亲)有很多不一的说法。他也渐渐了解了一些细节,比如父亲是在和那位弃他而去的第二个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开枪的,开枪的时候说了“我爱你”,由于她在工作没有听清甚至说了两次。而这位女士本人的父母,也在事发前死于自杀,所以他父亲这么做可谓特别残酷。
  但即使如此,即使大卫·范恩知道他父亲生前的更多的细节,他也无法拼凑出那是一条怎样的心路。到了他十九岁的某一个时刻,他突然觉得,他试图理解他父亲是谁,他的自杀意味着什么。他父亲不能只是他生命里的那个他无法提及其死亡方式的—陌生人。
  但这并不是原谅的开始。


  复仇
  十九岁到二十九岁,断断续续的十年里,大卫·范恩开始写作这本和他父亲有关的小说集:《一个自杀者的传说》(TheLegendofASucide)。在最初的三四年里,他总是写了就丢,那些句子过分情绪化了,“看起来每个人都哭着跑来跑去”,他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觉得它们不值得存在。
  两种冲动同时挟裹着他:理解崩坏的源头、重建父亲形象的冲动;以及建立自己的写作模式的冲动。他当时正是大量阅读别的作家的时期,忍不住要在不同的故事里变幻不同的风格,比如他试图用雷蒙德·卡佛式的极简主义笔法写以他继母为中心的小说《罗达》,而在另一个叫《飞上青天》的故事里,明显有马尔克斯写短篇时的影子。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巧,也不在于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卫·范恩认为他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声音、一个较为疏远的音调”,去写作这些过分挤迫他心脏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他读了乔叟。这个距今600年的中世纪英语作家有一本不算太出名的书叫《贤妇传说》(TheLegendofGoodWomen),它采用了一种叫作圣徒传记的体例。“传说”(Legend)这个词在英语里有个特点含义,指记录圣徒一生的写照集。他的父亲当然不是圣徒,但大卫·范恩决定用这样一个词来为这位“自杀者”的一生命名。
  对他影响巨大的另一本书是乔叟更为著名的那本《坎特伯雷故事集》。“它包括了一种风格和内容上的辩论,每个故事内容不同、叙述形式也不同,彼此间形成了对话和争论”,大卫·范恩说。他感觉到这或许是写他父亲那最终无人理解的一生最好的方式:他留下的枪声、沉默,留给伴侣的恐惧和继承给子女的耻辱,他的一生里有太多未填补的空白,你不可能指望在一篇故事中道尽。
  写作《苏宽岛》是十年里最后的事了。其时大卫·范恩已经完成了《鱼类学》、《罗达》等其他五个短篇小说,它们分别诉说着他父亲生活里的一些侧面,以及和他相关的人,但大卫·范恩知道他还没有进入核心。《苏宽岛》里他开始直面那个邀请—颓靡的父亲让13岁的儿子去阿拉斯加的苏宽岛陪伴他生活一年,儿子答应了。他们在这片苦寒之地过起了清贫、孤寂而自给自足的生活。
  《苏宽岛》里的父亲几乎每晚睡下后都会哭泣,他和现实中的父亲一样绝望。在写作之初,大卫·范恩以为这次写作能有救赎的力量,“能赐予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直到故事过半,包括大卫·范恩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隐隐预感到父亲的自杀——如果一个故事也好一个人最终应该通向某个出口的话。但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笔出现了:自杀的是男孩。


  救赎
  后来想起来,大卫·范恩会把写下这个情节的时刻视为他写作人生中“最意味深长的一刻”。他曾经认为写作需要构思,需要控制,需要谋篇布局,诚如别人教他的一样,要塑造一个作品,然后琢磨抛光。在“那一刻”之前,他从未预见过这个骇人转折的来临,他以为这会是一个救赎故事:他做了他终生后悔没有做的事情,但父亲仍然保有他自己固执的命运。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捕鱼,那是一条庞大的翻车鱼,他当时只有四岁,在船上看到船舷下方远处翻车鱼露出水面的极小的身形,一点点地变大。随着鱼线的拉紧,它不停往上升,愈来愈大,等到它彻底浮出水面,他被它的巨大吓呆了——这是他从未料到的怪物。
  而写作也是一样。“一开始是无意识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试图去发现并跟随某种东西,而当那东西浮至表面,它已经过变形与转化,并逐渐长大,变得极不真实,甚至吓人。”
  在大卫·范恩看来,小说是命定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发生在纸上的不自觉的转化,把我个人过去的经历转化成某些别的东西。”写完《苏宽岛》他才明白他想要在写作中完成的并非一次宽恕。“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父亲自杀这件事,直到那一刻后,转而由他来背负我的遗体,那类似心理上的逆转,折射出我的一种渴求,渴求复仇,和我对他的怒火。”大卫·范恩说。而同时这个逆转让他讲出了之前讲不出的事,比如,他无法记述父亲自杀的情形、他的遗体呈什么样,无法记述得知他自杀后第一时间内的悲伤,但通过逆转,记述成了可能。“我可以描述父亲怎么发现男孩,描述男孩的遗体。父亲自杀后,我几乎不曾正视他的遗体,很多年一直否认,假装那没有发生。经由那个转折,我可以真实地再现自杀者的遗体,真实地再现那份悲伤,得以能够写出十年来我不知该如何下笔的东西,历经种种失败,终于找到书写的方式。”
  “我29岁写完整本《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很多年里这本书无人问津,文学经纪人们觉得故事太黑暗,不能给人以温暖,它就被搁弃了。”直到2007年,这份手稿获得了GracePaley短篇小说奖,作为该奖项的一部分,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将它出版。纷至沓来的赞誉引起了主流出版商的兴趣,2010年,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集。此时,距离大卫·范恩写完这本书已是15年。
  再往后,《一个自杀者的传说》被译成了18种语言,在欧洲和日本—那些人们抑郁指数偏高的地方,好像格外受欢迎一些。大卫·范恩在写完这本书后做过很多年的船长,现在他旅行、做讲座,“对于我父亲的死,我愤怒了三十年。现在我四十八岁了—是的,直到四五年前,我才真正停止愤怒。我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写完这些故事就慢慢释然了,而我太固执,我又花了十几年。我想,或许我是在跟更多人讨论这本书时才更加理解它的,也更加理解我父亲。而我写的时候,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放进去了多少东西。”
  
  (大卫·范恩出版的作品中,无论是《一个自杀者的传说》,还是《驯鹿岛》、《尘土》等,都与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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