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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微信公众平台] 528孟浪:回溯1986年两报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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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5 22: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鸟瞰的晕眩之中
——回溯1986年两报大展
孟浪

1986年7、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徐敬亚的大展约稿来函后,跟与我住在同一个街道社区宝山友谊路一带的“海上”诗人刘漫流、郁郁大概分别聊了聊。那个年代,大家互相之间的远程联系主要靠书信,哪怕在上海市的行政区划内,从你的一封信投邮,再等对方收到后回应,把他的信及时回邮,寄达你的手中这一个来回通常也不少于四天时间;刘、郁二位和我一样,都是民刊《海上》风生水起的主要推手,他们住得离我都不远,步行就到,所以我自然就近找他们当面商议了一下;后由我撰写所谓“宣言”(其实只是我一己代众人言的“自述”,迹近个人的Statement),再选了“海上”七、八个诗人每人一两首诗,就装入一个大信封往深圳给敬亚寄了回去。至于其他“海上”同人,如默默、陈东东、王寅、海客(张远山)等,我几乎就没怎么事先打招呼。

既然大家都早已以一种海派风格所特有的散漫和不经意的心悦诚服、心领神会,集结在雄霸上海的《海上》旗下,那么其中的一位乃至整体,被总合型地指称或自号“海上诗群”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海上诗群”在两报大展的推出,可以说是当年由我一人出面包办、但尚称代表“海上”民意的个人文化行为。同时期到两报大展上另立门户且引起反响甚剧的“撒娇派”(虽然本人也作为所谓“撒娇派”仅有的四名成员之一忝列其中)干将京不特(现居丹麦的基尔凯郭尔汉译者),在当年随后不久写下的长篇小说《常常低着头》中,对那个时代上海地下诗坛诸江湖人物的精神状况和人性面貌,在想象的虚构与目击的真实所构成的场域之间有所影射或再现,也可视作两报大展前后的中国地下诗歌界一般人文背景展示和舞台脚本提示之一种。

那年到10月份两报大展报纸出来的时候,“海上诗群”这一块,七、八个人的名字倒是印在上面,但我一手遮天也一叶知秋的代“宣言”之外,记得敬亚只发了我和陆忆敏的各一首短诗。于是这报纸传到“海上”的诗人手中时,有的朋友多少有些沮丧,这“海上”可是被大大地“缩水”了。殊不知,当年“海上”,至少这七、八人都算已是中国地下诗界知名知姓的人物,谁都不愿自己被小觑了。

之所以回顾这个“细节”,我想要说明20年前中国独立于体制外的自由诗人写作公开发表、公开出版所面对的困难境遇,那情形现如今借助无远弗届的国际互联网与便捷高质的个人电脑印刷术得心应手“把玩”自印诗集的青年作者们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我也看到现在有的青年朋友做的自印诗集或诗刊,装帧与印制的精致程度已远在当下有正式书号的官方出版品之上。若逢本雅明再世,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也许抒情的本质碍难变化,而单单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发达”二字,容其作当代重新演绎或过度阐释,就足以让他的生花妙笔再度摇曳出他的传世文章了。

两报大展的集群式、方阵式、起义式展示,尽管一夜之间揭竿而起、烽烟遍地的“草莽”作业形态至今令文化精英主义的自命者、仿习者们所诟病,但当年两报十数万份乃至数十万份的庞大印数,其全面铺开、投向全国各地读者的爆破性、轰炸性效应,理所当然让那个年代只能辛苦手刻或打字油印其自印诗刊、诗集,通常印数很少破百的地下诗人们怦然所动,毕竟这上面可以发表的是自己奔涌而出的内心诗篇,而且几欲驰骋无疆。

一直到1988年夏秋之际,我和敬亚终于有机会让已被迫沉积近两年的以两报大展为蓝本予以文本化、文献化的书稿整编完毕,诗歌江湖上称为“红皮书”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在湖南长沙排版付印后也总算顺利出版,那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直到此时,两报大展中口号大于内涵、宣言大于作品此类我引以为憾的被动状况才有所明显扭转,包括“海上诗群”在内的十几个主要诗群,一些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作品方有足够篇幅相对完整的介绍。略举一例,这些年随笔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写作界的知名作家周泽雄,当年也是“海上”锋头尚健的实力诗人,其笔名天游,在“红皮书”中“海上诗群”名下我编入他的诗作二首,就是他扬名立万前第一回进入国人读者视野的处女作。“红皮书”作为对两报大展特有形式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文学“冒进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纠偏与柔性清理,在我的意见和立场坚持下,我与敬亚当时在主持编选过程中确实如他本人所言,既很分歧,又很一致。

促成“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功举办的是安徽《诗歌报》、《深圳青年报》,操盘的灵魂人物只有一人是徐敬亚。回溯这段历史,诚然我们可以对这两报大展呈现中国现代诗创作的文本成果持续表示质疑和不满;不要忘记,甚至这种质疑和不满首先就来自于1986年的当时,来自于当时也被卷入大展狂潮的一些重要诗人本身(本人也在发出质疑和不满之列)。但无论如何,徐敬亚作为当年屈指可数的敢于独树一帜的现代诗建设家,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上的敏锐直觉和感受力,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卓越胆识和勇气,他集于一身,在当年中国身居体制内的编辑人、评论人中,就“冒险”心和行动力而言,应该说是一时无两。

敬亚为“红皮书”所写的前言标题就声称“历史将收割一切”,正是他的直觉和感受力、胆识和勇气的彰现。当时我为同一本书也写过一个前言,题作“鸟瞰的晕眩”,无非在激情之上,有意对两报大展拉开一些距离,以产生多少带点悲观主义的意绪,用今日的话语来说,那着实应该是仆倒在大地的悲痛和镇静……我和敬亚各持不同意见的区别在于,他本来就该作超越混战之上的观察者与评判者,而我是所谓鏖战对垒之阵营中的一员,受伤和牺牲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两报大展过后大概一年半的光景,1988年春夏之交,我在敬亚当年位于深圳下步庙的一楼寓所中,为编纂那本“红皮书”和他一起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我们在坦诚相见的原则与技术角力型双重互动中,涌现更多的是难能可贵的文化共识和诗学砥砺。

也因为此,我与敬亚在随后的1989年春和1990年夏,先后共同主持和作为主要编辑人曾介入《中国现代诗十年选(1979-1989)》、《中国现代诗年编(1990年卷)》(后者参与人还有宗仁发、曲有源、朱凌波等)的编辑事务,尽管由于非主观的因素,这两个当年极少数属高端型出书的计划均胎死腹中。回首相望,而两报大展“行销”成功的案例,却至今仍不失为应予列入“文化MBA”课堂,可能正被高扬的文艺先锋主义与市场普世主义快意“共谋”成功的出色教案之一。

20年了,倘若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大家仅是滋生些勾动激情的回忆、恣意情愫的怀旧,仅是咿咿呀呀的琐碎感慨和细密伤怀,那当然甚其可怜,只是飙现小资般可爱的感伤主义能量的巨大幼稚和非凡无力。1986-2006,20年两报大展留给大家的,我想,愈来愈远的,是可疑的历史的铁定胜利,是历史助手、副手乃至“臭手”(而不是主人公,根本没有主人公)的主体性胜利。对两报大展、对“红皮书”的阅读和欣赏(或不欣赏)都将是我们及我们之后的任何他们不绝如缕的考验型灾难性功课。  

20年前,我说已遭遇鸟瞰的晕眩;20年后,我仍在鸟瞰的晕眩之中,不弃不离。

(原载《诗歌月刊》2006年第11期)
(2006年9月1日急就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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